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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普通话(普通话是中国现代标准语言,也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成果)

中国拥有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,所以中国文字的变化和沿革也是连续不断的,当代人只要懂得文言文这种古代的书面语言,就能看懂《尚书》这种三千年前的著作,可以欣赏和朗读《诗经》里那些三千年前的诗歌,从而穿越数千年时空,与古人进行心灵交流。直至上世纪前期,文言文的读写还是普通的中国读书人必须具备的最基本能力,所以那时,这种隔着时空的交流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,还毫无障碍。

当代中国,虽然已经很少有人能用文言文写作了,但是能阅读的人并不少,然而,当代人可以读懂古代文字,却听不懂古人说话,因为语言的发音,是一直在变化的,明代著名音韵学家陈第在他所著的《毛诗古音考》中指出:“时有古今,地有南北,字有更革,音有转移”。

语音的变化往往并不需要很长时间,在社会变动剧烈时,短时间内,一个地方的口音就会改变,仅最近三四十年来,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,长三角吴语区的语言发音就有了显著变化,数千年间语音的变化有多大,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普通民众虽然不从事音韵研究,但是通过朗读古代诗词,就能真切感受到这种变化。诗词是讲究押韵的,当代人读距今一千年左右的唐诗宋词,仍觉得朗朗上口,但是读三千年前的诗经,就发现很多地方不押韵了,读起来很不顺口,这就是因为相隔年代久远,语音变化太大了。

推动语音变化的原因,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,这种交流可以是主动的,比如像如今因为上学、工作、做生意等引起的人口迁徙,导致不同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,也有一些交流是被动的,甚至是强迫的,比如历史上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,使胡语发音进入了汉语。这种交流曾经遭到抵触和排斥,由此产生的记忆一直流传至今,比如在当代生活中,人们如果觉得其他人的观点很荒谬,就会指责他是胡说八道,或者胡言乱语,这说明在历史上,中原汉族曾经对胡语的进入是抵触和反感的。

但是无论如何,历史潮流浩浩汤汤,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,民族融合的结果必然反应在语言和文化上,并最终被全体人民接受。

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才有,世界上的其他地区,也有因民族融合而产生新的语言的事例,比如南非布尔人的语言。当年荷兰人在南非建立殖民地后,欧洲宗教冲突激烈,新教徒受到残酷迫害,同为新教徒的荷兰人在南非建立的新殖民地成了他们的庇护所。于是在法国遭到屠杀的胡格诺派信徒和德国、捷克一些信奉新教的农民纷纷来到开普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逐渐融合,放弃了各自的母语,转而共用一种汇集了非洲本地方言以及荷兰、德国、法国方言的新语言。

我国如今的普通话就是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语言,普通话是如今中国的官方语言,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,是公认的“正声雅言”,能不能说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,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。

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,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中国现代标准语言。北京在古时称幽州,自唐末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后,先后被契丹、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统治了四百五十多年,直到明朝建立,才被汉家收复。

胡语作为统治民族的语言,在四百多年的时间里,一直是幽州占统治地位的语言,幽州地区的汉人为了在胡人统治下生存,也必然要学习使用胡语,为了提高社会地位,人们甚至会以说胡语为荣。

不仅是幽州如此,古代被胡人统治的区域都有这种现象。唐末诗人司徒空在他的《河潢有感》中写到,“一自箫关起战尘,河潢隔断异乡春。汉儿尽作胡儿语,却向城头骂汉人。”指的就是当时被吐蕃占据的河潢地区,人民普遍说吐蕃语的现象。司徒空来到河潢地区时,那里被吐蕃占据不过几十年,却已是“汉儿尽作胡儿语”了,更别说被契丹和蒙古占领四百多年的幽州地区。

然而,由于汉族文化先进,人口众多,有着强大的同化力,所以胡人进入汉地后,被迅速汉化,汉语不仅没有在幽州的社会生活中消失,反而被胡人广泛使用。但因胡人占据统治地位,其语言处于强势,必然对汉语造成深入和广泛的影响,因此幽州地方的汉语中也掺入了许多胡语发音,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以往各个朝代的幽州方言。明朝建立后,幽州重归汉地,后来又成为辐辏汇集的京师所在地,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士云集于此,各种方言纷纷进入北京,但幽州语言并未有根本改变,毕竟历经四百多年形成的语言已被当地人民长期传承使用,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方言。

清朝入主中原后,满人成了统治民族,但汉族人口庞大,经济文化水平远比满族先进。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国,满人在大力推行“国语骑射”的同时,又不得不学习汉语。可是汉语复杂难学,满人学起来很困难,所以满人讲的汉语并不地道,读音和语法出现了许多错误,这就类似日本侵华时产生的“协和语”。当时日本为了推行殖民统治,在占领区的日本人也学习汉语,却说得很不规范,其中有大量用词和语法错误,听起来很别扭,比如“你的”、“我的”、“大大的”、“死啦死啦的”、“花姑娘的有”、“咪西咪西”、“心交心交”等等。满人当时所说的汉语就是这种“协和语”式的语言。

由于满人占统治地位,汉人无法去纠正他们的错误,为了生存和发展,汉人的语音也必须方便与满人的联系和沟通,所以汉人主动迎合这种错误,以此获得认同,时间一长,这种原来的“协和语”式语言,就成了北京方言,其中夹杂有大量的满语词汇和发音,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,自然就带上了大量“胡音”。

在古代,也有普通话,为了区别于各地方言,这种普通话当时被称为“雅言”。孔子有许多弟子,来自各个诸侯国,使用不同的方言,为了让弟子都听得懂他授课的内容,所以,孔子是用“雅言”上课的。那么古代中原的“正声雅言”是如何发音的,现在还能知道吗?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,因为古代虽然没有汉语拼音,却也有注音法,比如直音、读若、反切等注音方法,就是用一个或两个汉字来给其他汉字注音。东汉开始被广泛使用的反切法,就是用两个汉字给一个字注音,取前一个字的声母,取后一个字的 韵母和声调,比如冬天的“冬”字的发音,就是都宗切,取“都”的声母,取“宗”的韵母和声调。当然这种注音是有局限的,但是通过这些注音还是能在大体上了解古人的读音,但是用反切法,只能读出中古汉语的读音,也就是东汉到隋、唐、宋时期的读音,对先秦时期的上古汉语的读音,是无法直接读出的。

由于中华文明长达数千年,经历了多个历史时期,每个时期的语音都有变化,比如,古汉语中的“吾”,在商代读作“嗯日哇”,隋唐时读作“诺哦”,明代读作“窝”,现在读作“我”。虽然读音差异很大,但还是可以明显看出其变化的延续性。

然而还有一些字的读音古今差异极大,从读音上已经看不出任何联系了。比如上古时,父亲的“父”这个字的读音类似“爸”,后来这个字演变成了如今的读音,为了给这个字原来的读法注音,人们就造了一个“爸”字来代表其在古语中的读音,而“父”字仍被保留,只是不再读“爸”了。同样的例子还有,在古汉语中“头”的读音类似“KULOU”,后来读音变了,人们又造了骷髅一词来代表“头”的古音。

现代语言学家在中古汉语的基础上,通过研究《诗经》和其他古代音韵文献,以及与古汉语同源的方言和受汉语影响的周边国家语言,倒推出了上古汉语的读音,他们认为上古汉字是多音节的,而且像俄语和法语那样,也是有弹舌音,如果用三千年前的古汉语来读诗经,听起来就像是外语。

比如《蒹葭》中的名句: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用上古汉语来读,如今就无法听懂了

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,语言其实一直在不停地变化,古代生活在中原的人,如果穿越过来,听到如今的人讲普通话,会觉得这是不堪入耳的胡音,但我们今天以科学眼光来看,这就是一种正常现象。随着历史的变迁,朝代的更替,以及民族的融合,同一种语言的发音,也一直在不停地变化着,如今普通话的发音,若干年后也一定会变成其他语音,那时的人们如果听到了今天的普通话,也一定会像现在的我们听到古语一样,感到陌生,虽然明知这是我们祖先的语言,却仍然会觉得违和,但这种现象犹如长辈和后辈之间的代沟,并不会妨碍文化的传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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